我的通知书是学院的二分部，开开心心过完大年，3月初的一天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了报到所在地：萧山，杭州齿轮箱厂，生活区，“7.21”工业大学。原来学院刚刚恢复，文革以前有我们这所大学的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，学院总部都没有人了，知识分子都改造劳动去了，一时还回不来，恢复招生怎么开课啊，所以二分部就设在了萧山的杭州齿轮箱厂的“7.21”工业大学了。我父亲送我到了学校，报完到，先一天来一个宁波同学领我们去宿舍，啊，教室去宿舍竟要走一个防空洞，防空洞长约1.5公里，是个大宿舍，一个宿舍36个床位，是西山北一个石矿的房子，一楼是炸药仓库，我们住在二楼。艰苦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这一代耽误了上大学的时间，现在又把他找回来了，何惧这点艰苦。
同学们极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有乡镇企业的工人，有城市各类工厂的工人，我这个知青代表着相当多的一部分。师资都是杭州齿轮箱厂“7.21”工业大学的老师，这些老师大部分都来自杭齿厂各部门的高级工程师，讲课水平都是不错的，而且有非常强的实践经验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师也是挺幸运的，学工业么就是要有很强的实践经验，那时我们计算机课根本没有，英语只学了许国璋编的《大学英语》上下二册，没有什么级的。同学们的学习积极非常之高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空前的学习氛围，整个教室夜自修到12点都不走，要后勤科的老师来赶人了才熄灯，早晨很早就听到后山上有朗朗的读书声，我们这批人是差一点被耽误了的一代，强烈的学习积极性和学风真是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，在食堂排队时还在背工程力学的公式，（我们这一届同学走上社会后极大部分都是骨干和挑大梁的人），记得那时我在黑板报写过一首诗，有那么一句：“人生在世，事业为重；一息尚存，绝不松劲。”最能代表那时的学习氛围了。
晚上睡在炸药仓库的楼上，真是太热了，36个人热量聚在一起，又没有电扇和空调，期末考试前几天，真是热得睡不着，我把草席往自来水里泡一下，再睡上去，明早草席也干了，人也醒了，有个同学说：“我不能翻身啊，因为胸口上有一滩汗水啊”。最伤心的事是同宿舍的一个同学，来自浙西农村，家中只有一个年迈的老父亲，他考上大学后，把父亲交给了大姐姐抚养，卖掉了家里的祖屋，买了一块手表，只身来萧山上学了，这天在这36人的大宿舍前洗衣服，把手表放在洗衣板上了，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才想起那块手表，再去一看，不见了，他大哭，他大跳，……那时的宿舍是和石矿工人在一起的，我们没有学校的围墙和校警等等，这个表永远找不到了，那位同学留下了永远的创伤，我们全班同学为这位同学也难过了相当一阵子，最后大家捐了点钱给这位同学，算作安慰或补偿。
第三年上学期，杭州学院总部都已经恢复了相当好了，总部派过来的老师也不时地传递一些总部的消息，还说了总部决定让我们回总部完成未读完的学业，让我们到总部去毕业，后来我们得到消息，却要让我们二分部比我们低年级的同学去总部了，总部要让我们在二分部毕业了，我们群情激愤，我们二个班100个同学集体去杭州总部“造反”，一共在总部的教室里住吃呆了7天，后来大家被劝回来后，我（因为我是班长）和其它几个同学都受到了学院的处分，虽然说起这件事，心中还是愤愤不平，但是想想我那时也是太个人英雄主义了，学院的安排有学院领导的难处和总体安排上的考量，比如师资到位的差异问题等等，我们普通的学生怎么能这样呢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不能再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啊，虽然有很多老师为我们不平或者对我们表示同情，很多年后我对自己的行为也真正感到内疚的，学生就应该是温良恭谦的啊。
我们的毕业典礼终于是在杭州学院总部举行的，毕业照也是在学院的大门前拍摄的。最后我们离开萧山杭州齿轮箱厂时也在杭齿厂门口我们两个班100个同学又再拍了一张毕业照，所以我们有2张集体毕业照，至今还保留着，分配时我回余杭到临平工具厂报到，其中有4个同学到学院总部任教，至今还在学院当教授呢。
这就是我的大学，我的命连这个大学都读得那么曲折和可笑，但是我在杭齿厂的随意实习（结合实际的学习方式）给了我日后的发展太大的益处，真是要感谢我的大学。不一样的大学，也出了这个不一样的我。
